我们曾经的记忆与故事——留日期间勤工俭学的点点滴滴
我们早年自费赴日留学时，都曾有过勤工俭学的经历，有过苦有过乐，流过汗水也有所收获。在这里，记述一下其中令我难忘的三件小事——
第一个故事：老板命令我刮胡子
1983年10月，大阪的关西学友会日语学校刚入学的我找到了第二份工作，在大阪西梅田的中华料理“枫林阁”分店做服务生。饭店是开在办公楼与商业老字号云集的地方，无论平时还是休息日甚至晚上都是宾客爆满，有公司高管、白领和企业人，也有家庭夫妇、老人和孩子。老板赵子良是位山东籍老华侨，二战期间就在日本打工，曾吃了不少苦，待人宽厚、不苟言笑，事必躬亲、管理周到。他每天到用餐时间，都会驻足门口向每一位来客鞠躬问候，还时不时地巡回于前店后厨，关注着每个细节。
▲本文作者（右）当年在中华料理店做服务生时与同事合影（1983年11月）
记得我干活的第一天，不知为何赵老板一直盯着我的脸。晚上结账时，他递给我一袋简易剃须刀说，“店里没有留胡子的习惯，把它刮掉吧”，口气中透着命令。我实在有些莫名其妙，这和当服务生有什么关系？即便在那个非常时期“破四旧”的年代里都没有人问津过？可细想起来如今是在日本要“随乡如俗”，我不想失掉打工的机会，当晚只好忍痛割爱刮掉了胡子，恭敬不如从命吧！
我当年在内蒙插过队种过地，饭店里干活儿吃苦不在话下，每天餐厅收拾完了就会去主动打扫厕所什么的。就这样忙活了一个月，我每天去饭店前都会注意刮胡子的。可后来的那些日子，学校要准备考日语一级，赵老板又恰好出远门，忙起来有时顾不上刮胡子就去上班了。记得那天晚上九点多，我照例忙完了餐厅又在清扫厕所，不知老板怎么突然进来了，望着洗漱台上大镜子中自己的那脸络腮胡须，无地自容的我只能愧疚地说，“实在对不起，马上就去刮……”，话都有些结巴了，但万万没有料到赵老板拦住了去路还拍着我的肩膀微笑道，“算了，今后胡子刮不刮你说了算。”我木讷地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了。
▲本文作者（右一）出席国庆76周年晚会时与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剑(左三)、副总领事魏有美（右三），中华料理“枫林阁”现任社长赵知理(左一)等合影留念
也许看出了自己充满疑惑，赵老板把我拽到了办公室，“小王，我们经营饭店，来往的客人都是上帝。如果留着胡子的话你想过吗？”他心平气和地解释着，“可这些天我看你干活肯卖力，心里有客人，其实胡子的事不那么重要了。” 赵老板一席话让我记忆深刻，思索良久。
第一，饭店里如果留着胡子，用餐的小孩子很可能误认是长者，怎么好意思让年龄大的人端盘送菜呢？客户第一、服务至上岂不会在我这里被委屈或打了折扣呢？
第二，日本社会所崇尚的从业意识、老华侨们身体力行的服务精神，既是从外形上注重服务的每个细节，更是从心底里铭刻着服务的真谛所在，他们在平凡琐碎里倾注入了心血与感情，追求着从形似到神似的完美与极致。
后来很多年里我也曾留过胡子，其实刮或留，也许视个人喜好与所处环璄吧，重要的是心里所想行动所至。
第二个故事：真诚换来了理解与信任
我的第三份打工是在日本大阪著名的北京料理“徐园”做服务生，那时我已面试国立大阪大学研究生成功，不是每天都能去打工了。记得一天中午，我被派去给和室里的客人送汤，要在榻榻米上跪着端过去。我腿有伤只好半蹲半跪地端着一大碗热汤蹭到了饭桌前，一位客人坐在那里喝着酒还手舞足蹈，他突然伸出的脚恰恰绊住了我，可想而知热汤狠狠地烫了我的手也溅到了那个人的西装上。我轻轻地放下了汤碗，一边低下头连声说对不起一边掏出手绢紧忙擦拭着西装上的汤汁，可那个客人态度蛮横，还不依不饶地叫喊着。店长闻讯跑过来一个劲儿地道歉，还拿来热毛巾递给了那位客人。徐老板很快也赶来了，一边大声喝斥我一边低头道歉，还掏出两万日元给了那位客人，“给您添麻烦了，洗洗衣服吧。”天哪！这哪里是洗西装上衣，都足够买一身普通西装了！我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更何况在日本店里客人比天大呢。
▲本文作者（右一）在“徐园”打工期间与店的部长等合影（1984年5月）
那天我始终毕恭毕敬地鞠躬，忍着烫伤目送着那桌客人离店。当晚，自己给店里留了一张欠条，“因为不慎找了麻烦，按时给550日元/h计算，我将义务做工37小时赔偿那2万日元。”老板的慷慨解围我心领了，但“好汉做事好汉当”。
两天后的晚上我去店里打工，客人不多，徐老板莫名其妙叫着我去喝茶。他郑重地问我，“那天到底怎么回事？”我回答道，“是我不小心碰到了客人的脚汤撒了。”“不对！是客人的脚碰到了你才撒了汤。”老板说得铁定不想听我多做解释。后来才知道第二天那位客人和他的朋友专程来店里说明的，当时他们喝了酒且态度不好，但看到一个打工的留学生骂不还口却始终站在那里鞠躬道歉，心里有些过意不去了。他们送来一盒点心略表歉意还打算退回那两万日元。老板拒绝了后者，毕竟是在店里弄脏了衣服，只要彼此谅解就足够了。
那天，徐老板微笑地和我聊起天来，“客人尽管是上帝，但上帝也会打盹儿的，凡事都要实事求是。”后来他还奖励了我一万日元并交待了一个“神圣”任务，在店里不忙的时候要负责教他那两个日本出生的儿子学汉语，尽管1小时1,100日元，但我很知足，比钱重要的是难得的信任和期待。多少年后徐老板走了，我也长期工作于海内外，但凡有空儿自己依然会去“徐园”坐坐，我儿子大学时也曾在那里打过工。几年前“徐园”二代社长的孩子结婚了，还叫上我前去祝词喝喜酒，几乎成了世交。
▲本文作者（后排左一）在中国上海工作期间与员工们合影（1995年8月）
回想起那天饭店里发生的事情很小且并非刻意，但毕竟产生了矛盾和误解。有人说真诚是沟通心与心之间最短的桥，而我正是以自己的真诚换来了对方的谅解与真心，实践着这个世上最简单也是最深刻的道理。要知道真诚不是技巧，而是选择、底色和人生智慧，真诚的目光再朴素，也能点亮起理解的灯火，折射出人性最纯粹的光芒。
第三个故事：一次难以忘却的瞬间
1984年初夏，我刚进入大阪大学工学部读研不久。一天傍晚，我从北千里匆匆赶往大阪梅田附近的“中国语文学院”去教汉语，这是我勤工俭学打的第四份工。当我要穿越繁华的阪急横街时，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我没带雨具，急得踌躇、犹豫，正准备狂奔过去时，两个日本年轻女孩从后面跑过来，几乎同时撑着折叠伞护送我到了马路对面，其中一位还从皮包里掏出小毛巾示意我擦去滑落在脸颊的雨水。我心里顿时充满了感激之情，到底是讲究礼仪啊！
▲本文作者（站立者）在大阪“中国语文学院”教汉语（1984年8月）
“您有名片吗？”一个女孩子问我。早就听说日本人视交换名片为一种礼节，我慌忙将印有“国立大阪大学工学部应用化学专攻王海峯”的名片递了过去，期许友好的微笑。当接过我名片的那一瞬间，她俩几乎不约而同地惊叫道，“大阪大学，好棒啊！”但接下去的却是意想不到的冰冷，“您怎么会是中国人呢？”从她们脸上露出了的诧异的眼神和异样的表情，直觉告诉自己，很可能从眼睛和微卷的褐发中误认为我是欧美人。结果呢，一个女孩几乎没有等我做解释就扭头走了，而另一个礼貌地说了声Bye、Bye也远去了。望着在霓虹灯中那远去的背影，我竟孤独一人站在蒙蒙烟雨中。
多少年过去了，我已从当年的研究生成长为汽车用功能性高分子材料的设计及应用高级工程师，担任过日本海外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技术高管，参与了丰田、本田、马自达以及一汽红旗轿车等保险杠用涂料的研发、设计与技术管理，受到了国内外客户的尊重，还曾经常应邀讲课或举办讲座，但当年那个瞬间我依旧有记忆。
▲2020年疫情期间应国内邀请隔空连线讲座
我不想责怪那两个日本女孩，那时她们或许年轻无知、或许世俗偏见。尽管当年已开始了改革开放，但毕竟经济窘迫国力欠佳，海外的华侨华人、包括留学生不被看好并非个例。而如今中国的崛起与经济的腾飞，也成就了我们各自的人生精彩与事业辉煌，但切忌沾沾自喜、妄自菲薄，更不能简单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要学会理解彼此、善待他人，要知道这个世界本不完美，但理解与宽容可以让它有了色彩变得更温暖，更何况中国是礼仪之邦，崇尚真善美。（2026年1月30日完稿于日本京都。作者系旅日专家学者、原北京海外专咨委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