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峯专栏】我们曾经的记忆与故事——阪神大地震中的点点滴滴
前天是2026年1月17日，而就在31年前的那天，日本兵库县南部、神户市曾发生了7.3级地震，史称阪神大地震。地震造成了超过6,400人死亡，4万余人受伤，约25万栋建筑物受损，数十万人无家可归。
▲1995年1月17日发生的阪神大地震
而就在那场抗击阪神地震的过往经历中，有着我的点滴记忆与故事——
先说第一件事。记得那天凌晨，远在新大阪的住宅楼突然地摇晃起来，金属结构的门窗咯吱咯吱作响，衣橱上的旅行箱砸到床上，书柜里的玻璃杯碎成一片。“地震了”，我叫醒了家人却依旧惊魂不定，但楼里的日本邻居们却已相互招呼着冲到院子的空地上，有的人还戴上了安全帽、背上了应急包。
当天早上，电视机里反复滚播着地震的新闻，家里的座机早已被打爆了，公司怎么也联系不上（那还不是手机畅行的年代）。“要去技术中心看看我的试验”，也许是职责让我迅速做了决定。我在家稍做安排便去上班了。当天的大阪交通几乎完全瘫痪，我从新大阪硬是步行到了几十公里外、位于枚方工业团地里的公司。原以为自己是来得早的，到了以后我才发现大部分干部、员工都已相继赶到了工作岗位，很多人和我一样走了很远的路，有的甚至跋山涉水赶到了公司。
当天上午，社长亲自指挥、全员点名着装，戴上安全帽穿上防护靴，拿着必要的工具，从物流仓库到设备仪器，包括地下储罐等逐个场地房间巡视点检，确认容器的螺栓是否松动，防静电装置的接触是否良好，“跑、冒、滴、漏”的危险隐患是否存在等。最终，除个别储料略有散落以外，一切均安然无恙，这应归功于公司员工的安全意识以及日复一日的规范管理。
我在技术中心检查了自己负责的丰田保险杠用新型导电底漆的实验样品，最后确认除了人工老化试验因设备停电而临时中止以外，其他的耐水性、耐湿性等试验均无大碍。当天的安全点检直到很晚，但没有人抱怨什么，更没有谁误解在做好人好事，因为这就是工作，每个企业人份内的事情。
那天，我睡得很晚也想了许久。地震了，交通瘫痪了，那么多的员工走了那么远的路依然赶到公司去上班，没有谁的命令，也不会有表彰，仅仅是职责所在。在这里，我们所说的职业操守，早已不是什么响亮的标语或口号，而是企业人的自觉认知和行动。
▲本文作者2021年3月在江苏省国科中心等主讲《危机意识与风险管控》
今天重新审视当年的事情，或许又有了新的认知：高速发展的现代化社会，也是一个具有风险的社会，人们在享受现代化成果的同时，也在默默承受着各种风险的影响，危机与灾难总是与人类如影随行。因此，安全管理已不只是企业的经营举措，更是企业的使命担当。尤其我曾从事的那家以研发、设计与制造汽车用功能性高分子涂料的化工企业，隶属危险化学品。因此不能不说，风险意识与危机管控早已植入到了我们企业的规范和工作里，也融入进了每个员工的生命与灵魂中。
再说第二件事。就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一个星期六，我和协会的刘敏璋理事算是最早进入神户震区的中国人救援者之一（注：本文作者时任日本关西在职中国人交流协会副会长）。当天行动的目的简单且明确：第一，一年前的1994年2月，我们成立了日本最早的华侨华人社团——关西在职中国人交流协会，而协会就是个家；第二，地震发生的那个凌晨，第一个跑到我家窗下确认安危的就是住在附近的刘敏璋，“老王，还好吗？”，那一声问话瞬间就温暖了我们一家人。我当时就想，灾区中的朋友们又何尝不需要关注呢？
清晨，我和刘敏璋背上沉重的行囊早早上路了。背包里塞满了面包、矿泉水、压缩饼干、部分药品（包括抗生素、消炎膏、纱布、创口贴等），还有小孩子用的尿不湿、治愈惊吓的“奇应丸”等，因为考虑到有的会员刚刚生了小孩。每个人的背包都有25公斤左右。
大阪——神户始发的电车没走几站就停了，道路瘫痪，就只能靠步行了。进入震区，道路两侧的建筑不少已扭曲变形，有的甚至仅剩下残墙断壁，空气中弥漫着硝烟以及烧焦的气味，灾难的惨重与震后的破败令人心寒也催人泪下。当天步入灾区救援的同行者中，可以看到自卫队的救援车队被阻断在路上，排成长列，还有身着橙色服装的消防队员、兵库县警察、神户市政的人以及自发的救援者们，还是比想象的要少。毕竟这是灾后的第一个休息日，人们或许还沉浸在震后的悲痛里，救援的队伍也正在筹建中。
我们找到了第一个姓周的理事家，房舍还算结实但发现人已外出，我们等了许久，最终只好在门上贴上联络用字条，留下矿泉水、面包，还有婴儿用的尿不湿和奇应丸，因为他们的孩子刚出生不久。我们还特地拜托楼里的管理人代为转达问候和鼓励。而当我们花了好大力气找到了第二家时，楼上的房屋严重变形且人走屋空了，据说是去安置点了。而艰难寻找到的第三家亦是如此，令人不知所措。正当我们深感遗憾准备离开时，几位住在附近的日本老人围了过来，“你们是来救援的吧，能不能也给我们留点什么？”其实我们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但看到那几位嘴唇干涩却充满期待的眼神时，我俩不约而同地打开了背包，分发给他（她）们每个人一瓶2公斤的矿泉水和一包压缩饼干，还有消炎药和创口贴什么的。一位老奶奶得知我们是中国人时，感激地拉住我的手，“地震了，日本救援队没到，却等来了中国人……”老人哽咽地说不下去了。尽管爱没有国界，尤其在灾难伴随着停电停水的困境面前，但我还是被深深地打动了，刘敏璋也欣慰地笑了。这在今天也许算不上什么，但在危难时刻伸出的那只援手，给受灾民众带去的不仅仅是温暖，更是勇气、力量与希望。
▲地震两个月后，本文作者（二排右三）同避难中的迟尚斌先生(左三)等再次相聚
随着步入重灾区，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倒塌的楼房像被揉碎的积木，扭曲的钢筋从混凝土中刺出，阳光在尘埃中投下模糊的光斑，肩膀上的背包压得有些喘不过气来。而我们的救援活动也变得异常艰难起来，不仅是负重、路障以及倒塌的风险，更因为大多数会员仅有联系电话没有地址，而灾后的电话恰恰是最难打通的。无奈之下，我们选择了探访灾民集中的安置中心去施事救援。在那里，我们幸运地见到了一些避难的中国人，也的确帮到了他们。而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另一处安置点偶遇了住在神户、正在钢巴OSAKA队执教的中国足球名将迟尚斌先生以及和他一起避难的朋友们。大家聚在一起不仅为劫后余生感到庆幸，也在为那些死难的日本民众和中国同袍默默哀悼，而大家更多议论的还是灾后应如何继续生活与重生的话题。在那里，我感受到了人们的坚强乐观与积极向上的精神。那天，我们走访了西宫、神户市中心和灾难最重的长田区，把背包里的东西分发给了需要的朋友们。
▲1997年10月，参加中日友好公益活动的朋友们（右二为本文作者）
傍晚，夕阳的余晖映照在返程的路上，每一步都踩在瓦砾上沙沙作响，远处传来挖掘机的隆隆轰鸣，救援队的橙色制服像火焰依旧在废墟间跳动着……。
第二天是星期日，或许有更多的人像我们一样继续走进阪神震区，步履坚定，肩负的背包会依然沉重。但有些重量必须要有人去背负，因为在倒塌的世界里，那就是一道移动的生命线，连接着断裂与弥合，绝望与希望。（2026年1月19日完稿于日本京都。作者系旅日专家学者、原北京海外专咨委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