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童年时代曾受到过嘉庚先生的很多教育！”——专访陈忠信

陈忠信曾有过好几个身份：厦门市集美区侨联主席、集美区政协副主席、集美学校委员会副主任……，但另一个身份却显得相当特别：他是被毛泽东主席称赞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的侄孙；而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陈忠信，不仅见到过陈嘉庚，并亲耳聆听过陈嘉庚的教诲。甚至陈忠信现在的住处，就在距离位于中国厦门市集美区的“陈嘉庚故居”只有60米外的地方，这里正是1894年陈嘉庚先生建的“惕斋私孰”。已经退休10年、今年70岁的陈忠信，由此也经常担当起“陈嘉庚故居”义务讲解员的角色。

在即将迎来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诞辰150周年之际，5月16日上午，由中国侨联主办、福建省侨联承办的“追梦中华·弘扬新时代嘉庚精神”2024海外华文媒体福建采访行活动走进了“陈嘉庚故居”。因为今年正逢陈嘉庚诞辰150周年，这里原本处于关闭和整修状态，当天却特意向来自18个国家的二十余位海外华文媒体人开放，并邀请陈忠信先生为大家讲解。

随后，在“陈嘉庚故居”、在如今已成为热门景点的大社社区街巷参观间隙，“东瀛新视野”记者与陈忠信先生边走边谈，请他畅谈了自己、父辈与陈嘉庚先生的交往，以及对嘉庚先生留下的深刻印象——

“嘉庚先生对儿子、对侄儿都非常严格，对隔代的孙辈却很亲切慈祥”

陈忠信的祖父是陈嘉庚先生的六弟，但不幸于1938年抗日战争年代在从厦门逃难时因病去世；陈忠信的父亲陈仁杰出生于1924年，抗战期间从厦门市区逃往今天的海沧区新安村，直到1950年才回到家乡集美学村。

此前的1949年5月，陈嘉庚应毛泽东的邀请，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当年9月，在北京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陈嘉庚被选为常务委员；10月1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10月2日，出席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并致词。1950年，陈嘉庚回国定居故乡集美村，亲自主持集美、厦大两校校舍的修建。当时已经成年的陈仁杰，便在伯父陈嘉庚的建议和支持下，参与到了校舍的修建工作。

不过，对于少年时期就失去了父亲的侄子，陈嘉庚并没有宠溺，反而更加严格的教育和培养：陈仁杰从抬石头、挑砖头当工人做起，在工作中任劳任怨。甚至工作的前半年，陈嘉庚连这位侄儿的生活细节都非常注意观察，在看到陈仁杰有抽烟的习惯后，就告诫说，抽烟、喝酒都不行；做什么工作都得认认真真。此外，陈嘉庚还对陈仁杰说，要想学会做管理，还要学会珠算、学会怎么样安排和组织工作。甚至细到房子的建筑面积、层高、需要多少建筑材料、材料如何进场和如何处置这样的事情，也不忘记教育和指导陈仁杰。半年后，陈仁杰被任命为工程队小队长，后来成为集美学校建筑部的副主任、主任。

与自己的父亲不同，作为侄孙辈，陈忠信感受到的却是伯公陈嘉庚的亲切与慈祥。他说：“嘉庚先生对自己的儿子、对侄儿比如我父亲这一辈都非常严格，但我当时是小孩子，他更多的则是鼓励我们这一辈人要好好学习，要学会做事、做人，所以我童年对嘉庚先生留下的印象，是受到了很大的教育。”

“嘉庚先生的一生简洁明了，非常好归纳，那就是：爱国！”

在陈忠信看来，伯公陈嘉庚的一生非常简洁明了，非常好归纳，那就是两个字：爱国！陈忠信说：“嘉庚先生常常讲，‘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们是国家的主人，我的一生，就是要为国家做事’。他在1918年创办集美学校定的校训，就是‘诚毅’。这是由陈嘉庚及其胞弟陈敬贤共同提炼，这一校训不仅体现了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精髓，也融入了他们立身处世的感悟，是嘉庚先生终生坚守的底线。所以他一生以诚待人、以毅处世，报孝国家。”

陈忠信说到，嘉庚先生之所以办学，是因为在南洋时期受到了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影响。“嘉庚先生经常说起那时的中国，90%的人都不识字，而欧美、日本等国当时为什么发达，主要就是他们的科技文化教育非常发达。我们这边因为太多文盲，所以整个科技的发展都滞后”。“嘉庚先生1921年创办厦门大学，主要就是相信‘科学源于大学，大学是科学之基’。包括他从1913年创办集美小学、1918年创办师范、中学，1920年创办水产、航海、商科学校，1926年创办农林学校，都是根据国家的需要”。

陈忠信说：“嘉庚先生因为爱国，所以就秉持着‘我要为国家做事’的信念，把他的钱全部奉献给了国家，希望把教育办好，为国家培养人才，让这些人为国家创造更多财富，为民族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国统区’和延安留下的不同印象，让嘉庚先生从此紧跟中国共产党”

1940年3月，陈嘉庚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启程回国。陈嘉庚首先到达了重庆；5月31日，陈嘉庚到了延安，直到6月8日离开东行。正是这一趟回国，短短的延安之行，陈嘉庚“耳闻目睹各事实，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延安，让陈嘉庚看到了苦难中国的光明之地，相信中国共产党言行是一致的；团结抗战的立场，同侨胞的愿望是一致的。

陈忠信说，在“国统区”和延安之行留下的不同印象，让嘉庚先生从此紧跟中国共产党。陈忠信是这么介绍的——

在“国统区”，嘉庚先生看到了让他深为失望的三件事，第一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全民抗战的年代，作为“陪都”的重庆却是一片灯红酒绿，这让嘉庚先生实在看不下去，觉得战争期间，难道不应该全力以赴，动员全国人民推动抗战、打击日本侵略者吗？第二，他看到国民党政府的“抓壮丁”。嘉庚先生觉得，你不是把老百姓动员起来、让他们自发地上战场；“抓壮丁”去的话，枪声一响，有的壮丁可能就会当逃兵、就会动摇军心，这样就很不好。而“嘉庚先生自己在海外，却选择了号召华侨，做到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为抗战做出了很多贡献。”第三，是嘉庚先生在重庆和其他城市看到商店卖日本货，觉得这是在推动敌方的经济发展，“钱让人家赚了，人家用赚的钱来买军火后，又用来炸你打你，只有傻瓜才那样做！而陈嘉庚自己在海外，当时却带领华侨抵制日货。”

陈忠信说，这三件事情虽然看起来很小，但却关系到国家的命运。相反，到了延安后，短短8天时间留下的印象，却让嘉庚先生从此有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理性认识和坚定的认同。第一，八路军战士当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都是动员老百姓自愿参军；第二，八路军官兵平等。陈忠信说，嘉庚先生到延安后，有一次受邀观看文艺表演，演出就在操场上。由于当时条件简陋，大家坐的都是木条板凳，一张板凳坐三个人。”起先，嘉庚先生跟朱德总司令两人坐一张板凳，后来来了一个士兵，看看没地方坐，然后看到朱德总司令边上还有一个位置，他就坐在总司令的边上，而朱德总司令于是也向嘉庚先生这边挪了一点。嘉庚先生看到后，自己也再挪了一点，这样就正好是三个人坐在一起。“这件事情，让嘉庚先生很感动。他知道，国民党那些非常大的官员，怎么可能跟小兵坐在一起？而且是非常自然的、没有任何尴尬。”第三，是嘉庚先生看到延安的商店里虽然东西非常少，但却不见一件日货。

陈忠信表示，嘉庚先生当时就说，中国共产党以后如果管理东南沿海的富裕地区，就看能不能保留住延安精神，若能保留延安精神，勤俭节约，注重廉政，这真的是中国人的福气！我们国家才会更有希望！（“东瀛新视野” 蒙令华 发自中国厦门）